論當前香港表演場地窘境

本文撰於2015年6月,乃應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邀約而寫。原載《香港古典音樂年鑑2014》(2016)。


小時候,小學還有社會科,當年認識香港的課次總會提到「香港地小人多,寸金尺土」。時至今日,從事演藝活動的藝術工作者面對僧多粥少的表演場地,總在慨嘆我的舞台在何方?特首梁振英的百搭神回覆「土地供應的問題」,在表演場地短缺的問題上也許真的是近乎合理原因。本文旨在從音樂表演者的角度出發,探討到底本地音樂家與音樂團體的需求是甚麼、香港現在擁有甚麼、將來可以怎麼辦。

可以保身,可以全生

音樂表演,對場地的要求或許可借一個「理想場地」的條件闡明,其實不外乎有助發揮水平及觀眾不抗拒兩項。

每一種表演藝術都有其對表演場地的特別要求,對正統音樂表演來說,首要的要求是良好的音響效果。不論是正統音樂中的器樂與聲樂表演者,場地音響對演出水平是一大關鍵,因為場地音響會影響演奏者的發揮以及觀眾聆聽音樂時的感受。一個迴響充足的場地,可以幫助演奏者聆聽自己的聲音,這在合奏和合唱至為重要。迴響也有修飾音樂的功能,世界各地的偉大音樂廳,都有自己獨特的迴響特質,可以說在音樂演奏過程,音樂廳也是參與其中!其他諸如定位(觀眾聽覺上感到的聲音的方向是否跟視覺看到的吻合)與傳聲程度(觀眾是否聽得清楚音樂),也關係到一次演出之成敗。

當然,所有表演藝術都有一些藝術以外的配套,在音樂表演一樣適用:可以用哪一個售票系統?化妝間夠不夠?通向舞台是否方便?後台夠不夠大讓表演者等候及暫存樂器?後台是否方便大件樂器上落貨?而專門一點的還有能否租借基本設備(譜架、指揮台、合唱台階等),甚至部分樂器(如鋼琴、定音鼓、管風琴等)?這些都跟表演順利與否息息相關。

除了直接與演出水平的音效與配套,一個理想場地應該能幫助表演者吸引觀眾——或至少不會驅趕觀眾,而影響觀眾與表演者關係,是場地的地點。本地表演者的經驗都知道,對於香港觀眾來說地點對入場意欲有很大影響。在德勤與AMS於二零一零年為西九龍文化區所作之《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場地市場分析的顧問研究報告》,就提到有不同表演團體均反映位置偏遠的表演場地演出會影響票房收入甚至令贊助商卻步,更有表演團體表示根據他們的觀眾調查,就算是新界居民也情願到港島及九龍的表演場地欣賞節目。

場地位置「不趕客」,加上租金能夠負擔,又有足夠座位賣票,這樣的場地,正是表演者夢寐以求。

效率資源同樣有限

扣除主要作綜合表演及流行演唱會的香港體育館及伊利沙伯體育館,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屬下現有十四個表演場地。而根據香港藝術發展局《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摘要2012/13》附錄「2012/13年度演藝設施名單」,另有十一個非康文署場地,合共四十八個場館。這兩年間,也有不同場地落成或「被轉型」成音樂會場地。

單看數字,好像很多,可是本地表演者卻真切的感受到愈來愈難找場地,戲劇界的魏綺珊也曾在其報紙專欄戲稱「難抽過居屋」。而民政事務局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去年十二月在立法會向議員解釋興建東九龍文化中心原委時就提到:「過去十年,租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二十四個(按:這裡是指一個表演場地內的個別演藝設施,例如香港文化中心算作三個演藝設施)主要演藝設施的申請,由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的5, 012宗增至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的14,240宗,增幅為184%。租用康文署表演場地的申請平均有七成未獲分配場地,顯示香港的演藝設施一直供不應求。」

再翻查康文署記錄,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康文署屬下各大表演場地的使用率,除了北區大會堂演奏廳(70%)、葵青劇院黑盒劇場(80%)及大埔文娛中心演奏廳(86%),全部超過九成,而文化中心三大場館、油麻地劇院及葵青劇院演藝廳更是100%使用率。這是樂團、劇團(話劇及戲曲)、舞團、學校(辦畢業禮),還有每年主辦近三千場演出的康文署一起激烈競爭的結果。

真正適合音樂表演的非康文署場地其實不多,以香港演藝學院為例,只有音樂廳的音效屬優良水準,歌劇院的設計其實更適合擴音節目,而兩者本為供校內學生製作而設,所以公開租用檔期不多。從露天劇場改建而成的演藝劇院,牆身吸音嚴重,化妝間只夠十多人使用,沒有鋼琴、譜架、合唱台,可見本來設計就不打算供音樂會使用,卻成了近年熱門音樂會場地,連香港藝術節也得在此舉行音樂會。更誇張的是連專門用作電影放映及戲曲表演的新光戲院也有交響樂表演(該場地物料吸音嚴重,只適合擴音演出,而該等交響樂演出也被逼作擴音演出),這變相證明了音樂表演場地,已經短缺至讓表演者飢不擇食。連音效不佳、價錢更貴的非康文署場地也成為熱門音樂會舉行地點,難怪從落成至今音效一直為人詬病的文化中心音樂廳,都可以100%出租,大家都邊罵邊用。

適合音樂演出、位置良好、座位足夠的場地,大都是康文署場地,自然成為表演者首選。可是在僧多粥少的時候,還要配上低效率的租用制度,令表演者的慘況雪上加霜。

康文署的訂租程序,簡單來說就是你自選三個日期,交表後等個半月知道結果,但你不會知道失敗的原因。運氣好的話,隔一陣子有人放棄場地的個別檔期後,會問你要不要補上(所謂「執雞」),但你也不知道為何找你。而你無論在申請前或是申請後都無法查詢到底場地確實哪一天有空檔,即是你填上那三個日期時,可能那三天根本就已經出租,你的申請只是白忙,但制度就是容許這樣沒有效率的荒謬情況發生。

二零一三年曾有人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康文署在分配表演場地方面欠透明度(個案編號 2013/0736),申訴專員調查後認為投訴成立,並作出兩項建議:(a)檢討目前處理訂租表演場地申請的做法,藉以提高處理程序的透明度;及 (b)特別考慮定期更新場地的訂租情況、透過網頁及其他方法向市民提供有關資料。康文署接納了建議(a)而不接納建議(b)。但可笑的是所謂檢討,最後只是在訂租安排「公開」了下列事項(以文化中心音樂廳為例,二零一四年十一月版本):

檔期遇上競爭時會從活動性質、藝術價值、申請人籌辦能力三方面作比較而考慮,比重分別佔30%50%20%;仍然同分的話則再考慮上次成功訂租的時距、日數以及入座率;還是同分則最後由電腦抽籤決定。

既沒有如申請大學宿舍或學生資助般有詳細計分表,又不會告知你輸給甚麼競爭者,最終同分以抽籤作結,這樣的所謂「公開程序」根本無助於表演者提升自己的「得分」,以增加自己競爭力。例如說「活動性質」佔30%,那麼如何可以全取30%評分?不知道。況且康文署亦明言拒絕公開場地檔期資訊,到頭來申訴專員終究沒能為民請命,康文署的租場制度依舊是低效率的黑箱作業,而在這制度下,康文署與民爭利且處於必勝位置——別忘了康文署也是表演場地用家!

音效欠佳必定影響表現,租金高昂蠶食收入,如碰上座位少賣票有限的場地,無疑是藝術與財政的雙重豪賭。可是這些以市場運作的非康文署場地,單憑一通電話即可知道檔期,願意付費更可立即得到場地,愈見受歡迎不無原因。如此飲鳩止渴式的此起彼落舉辦音樂會,靠的是被環境逼出來的一股盲勁。

出路?

東九龍文化中心的撥款因拉布一再排期,雖然終於在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五日獲得立法會通過撥款,仍得待至二零二零年才能啟用,而西九龍文化區亦因財政問題而前途未明。幸好,仍有新場地陸續啟用,也有機構組織將自己的地方轉型成表演場地。但總的來說,這些新場地大都是業主自行主辦演出,既非公開租借,對業界來說只屬杯水車薪。茲簡介部分演出漸多的場地如下。

院校

不少大專院校都有演出場地,最老資格當數浸會大學大學會堂,而後起之秀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也是頗受歡迎,最新加入的,是接近一千座位的香港大學百周年校園李兆基會議中心大會堂,二零一二年九月落成,早期只供Cultural Management Team安排節目,慢慢也有校外租用者辦音樂會,租務由大學考試組管理。大會堂的音色是香港少有稱得上「state of the art」級數的音樂廳,表演者與觀眾莫不稱道,而西港島線通車後,從港鐵香港大學站C1出口到大會堂極為方便。可是據部分租用者分享,場地租金並不便宜,額外收費繁多,配套服務也未盡人意。八百座的拔萃男書院葉傑全音樂廳同樣在二零一二年落成,是繼國際基督教優質音樂中學暨小學以勒音樂廳後,少有供校外人士使用的中學場地。

教堂

在歐洲,教堂音樂會十分平常,不少古典音樂名盤也是在教堂錄音。然而香港的教堂長久以來並不熱衷用作表演場地,就算有也是跟教堂本身有關連人士才能借用。教堂演出不可售票,也是讓本地教堂少有音樂會的原因。聖約翰座堂一向算是較多音樂會,但二零一四年諸聖堂成了後起之秀。位於旺角的諸聖堂從二零一四年起開始午間音樂會系列,廣邀各方音樂好手在周末下午演出,讓教堂成為音樂分享的園地。

非正式場地

香港藝術館本是為視覺藝術服務,可是香港藝術館之友卻以藝術館大堂為場地,邀請音樂家作演出,令人驚喜。更令人驚奇的是花旗銀行在其花旗銀行廣場低座地下大堂舉行的《樂.心》演奏會系列,每星期邀請器樂及聲樂表演者演出,提供「實戰」的寶貴機會。

要解決場地問題,最根本的解決方法,還是繼續增加新場地,而在此之前改善現有公營場地租用制度也是必需的。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規劃中的東九龍文化中心當然是一個令人期待的地點,儘管已知當中千二座演奏廳設計與葵青劇院同為扇形設計,其音響效果應可接受但難算出色,然而座落九龍灣港鐵站與淘大商場之間,地利位置極佳,有望成為坊間戲稱「不做宣傳也能滿座」的沙田大會堂第二。而根據德勤的報告,康文署尚有一個同樣包括千二座演藝廳及六百座劇院的表演場地規劃中,可惜選址為粉嶺。如前所述,位處新界偏遠地區的表演場地不利票房,估計落成之後只會步元朗劇院後塵,乏人問津。再說,兩個場地就能應付現在的超額需求及未來增長嗎?

至於非政府場地的增加,也是難抱期望。的確有愈來愈多的非正式空間借用作表演場地,但是正式的音樂廳,還是少見。既然當年歷史悠久的利舞台(卡拉揚與維也納愛樂樂團首次訪港正是在利舞台演出)也能因為商業考慮而改建成商廈,要香港有慈善家如美國鋼鐵大王卡內基(Andrew Carnegie)獨力成立一座音樂廳,或是如台灣誠品(誠品松菸店表演廳)、廣達集團(廣達研發中心廣藝廳),甚至大陸金茂集團(金茂大廈金茂音樂廳)一般在自家建築內設立音樂廳,無疑是痴人說夢。

改善公營場地租用制度,讓表演者與康文署之間能作更有效率的交易,也是有利表演事業發展。更透明、更仔細的評分準則及評分結果、更符合市場運作的場地分配安排,本地表演者實渴望已久。筆者始終認為「公開檔期、先到先得」是目前可以做到最令人心悅誠服的安排,這也變相鼓勵音樂家與藝團,提早為自己的演出規劃作長遠安排,而不是今天扼殺長遠規劃的空間,人人望天打掛。

表演者的存在意義體現在舞台上發光發熱。政府與其胡思亂想,構思虛無飄渺的發展藍圖或是拉闊「貧富差距」的各式資助計劃,倒不如老老實實,致力為香港提供足夠表演空間——無論是實在的場地還是抽象的分配制度——讓香港的音樂人才,能夠專注於藝術上的發展,面對觀眾席上最原始的考驗。

表演者需要的,終究是一個舞台。

Archive SCMP A17599
已拆卸重建成商場及商廈的利舞台(圖:SCMP

延伸閱讀
德勤、AMS2010):《西九文化區表演藝術場地市場分析的顧問研究報告
政府總部(2014):回應 《申訴專員年報 2014》的政府覆文
民政事務局(2014):《政府當局就興建東九文化中心提交的文件
香港藝術發展局(2015):《香港藝術界年度調查報告摘要20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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